我那端庄妻子的淫荡一面 1-6
第一章 黑伞
梅雨是从周二开始下的。
今年入梅也是周二。手机上推送跳出来的时候，我正在玄关弯腰换鞋，脸冲着鞋柜边上那个墙角。墙上的挂钩空着，那是她挂折叠伞的地方，浅灰的那把，伞面上印一圈小白花，她搬走那天顺手摘走了。挂钩底下的墙角空着，地板上一圈发暗的印子。印子是去年那把黑伞头一回进这个门，那一晚淌的水泡出来的，水渗进了木地板的缝，我拿抹布擦过几回，擦不掉。伞早就不在那儿了。
去年入梅是六月二号，也是周二。去年的梅雨来得早，走得晚，前后下了两个月，我只嫌它耽误工期。她那两个月在忙什么，我是后来才一点一点知道的。
我当时什么也没看出来。看是都看见了，一样一样都看见了，看完往该放的地方一放，跟校图一个路数，尺寸对得上，签字。干我们这行落下的毛病。
那天我加班到七点半。院里接了一个商场的改造项目，中庭那几榀钢桁架的挠度算下来超了规范，甲方又不肯加截面，我和老顾对着模型改了一下午，最后在跨中加了两根斜撑，数字才勉强压回去。走出设计院的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密，雨不大，细，斜着飘，打不打伞差不多，走到地铁站裤腿湿了半截。
我到家是八点十分。屋里黑着。
这不太寻常。知夏的书店八点打烊，她一般七点半就让店员小满先走，自己盘一下当天的账，八点前后到家，比我早。这些年我回家推开门，客厅的灯多半是亮的，厨房里有水声，或者她坐在沙发一角看书，听见门响抬一下头，说一句“回来了”。
我开了灯，给她发了条消息，问她几点回来。没有回。
冰箱里有前一天剩的半锅排骨汤，我拿出来热上，又淘了米。等饭的时候我站在阳台上看雨，对面楼一格一格的窗户亮着，有人在收衣服，有人在炒菜，油烟机的声音隔着雨传过来，很闷。我想她大概是店里来了客人，或者是哪家出版社的业务员又拖着她讲新书，她不好意思打断。别人话说到一半，她也插不进去。
八点四十，她还是没回消息。我打了个电话，响了七八声，转到忙音。
我没再打。一个没接再打第二个，就有点查岗的意思了，我们家不兴这个。
我把饭锅的开关拨到保温，坐在沙发上，打开了书店的公众号。最新一条推送还是上周的，一个本地作者的新书分享会，配图里知夏站在角落，穿着一件浅灰的开衫，手里拿着话筒，却没有在说话，只是看着台上的人笑。她总站角落。家里相册我翻过，合影里她没几张是站中间的，基本都在最边上，半个身子让人挡着。
我往下翻了翻，没什么新东西。又点开她的朋友圈，最后一条是三个月前，转发的一篇讲独立书店房租的文章，没有配一个字。
电饭锅“咔”地跳到保温，我看了眼表，八点五十二。起身去把阳台的窗又推严了点，窗框底下那道胶条老化了，一下雨就渗水，说了半年要换，一直没换。
九点过五分，门锁响了。
她进门的时候，头发湿了一半。
是右边那一半。从头顶到耳后，到肩膀，一缕一缕地贴在脸上，发梢还在往下滴水，把那件米白色棉麻衬衫的右肩洇成了半透明的灰。左边倒差不多是干的。
她手里握着一把伞。
黑色的长柄伞，伞骨很粗，收得很紧，搭扣扣得整整齐齐。木头手柄，颜色很深，弯钩的地方被人握得发亮，泛着一层旧油似的光。不是女人会买的那种伞。我后来拎过，压手，撑开来少说一米二，罩两个人没问题。
“没带伞？”
“带了，忘在店里了。”她弯腰换鞋，声音很轻，“这把是借的。”
我看着那把伞。伞面外层被雨打湿了，她把它靠在玄关墙角的时候，水顺着收拢的褶子往下淌，在伞尖底下积成一小滩。可是那种湿法不对。一把撑过的伞，伞骨的缝里会兜着水，褶子是乱的，抖一下会甩出一圈水珠。这一把收得太整齐了，搭扣扣得太紧了。它是被一路握在手里、一次都没有打开过的。
她头发湿了一半，伞却是干的。
这一层，我后来一直跟自己说，是当时就看出来了。做结构的，看什么都先看哪儿吃劲、哪儿松，伞没在雨里撑开过，这种事瞒不过我。话是这么说。那天晚上我到底有没有蹲下去看伞骨缝，还是后来知道了别的，倒回去把这一眼补上的，我现在也分不清。反正我没问。
为什么有伞不打？可能是借来的伞，不好意思弄湿了还给人家；也可能是路近，懒得撑...我停在那儿，后半截没想下去。雨小吧，我想，自己听着也就那样。反正没再问。
七年了，我们俩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对方说过的话不追着问，跟不翻对方抽屉一个道理。
“我去拿毛巾。”
“不用，我直接洗个澡。”她把湿了的那半边头发拢到耳后，露出右耳后面那一缕天生的卷，被雨水泡得更卷了，贴在皮肤上。“饭你吃了吗？”
“热着呢，等你。”
“你先吃，别等我。”
她进了浴室。门关上，过了一会儿，水声响起来。我站在玄关，低头看了一眼那把伞。伞尖底下的那摊水慢慢洇开，渗进木地板的缝里，边缘一点点变暗。
我想起我们刚在一起的那年夏天，也是这样的雨天。我去她那时候租的房子楼下接她，带了一把大伞，想跟她撑一把。她下楼的时候手里已经拿着自己的伞了，浅蓝色的，很小。我们一人一把，并排走到地铁站，中间隔着两把伞的距离，伞沿偶尔碰一下，就各自往外让一让。我当时觉得她拘谨，心想不急，慢慢来。后来结了婚，下雨天出门，还是一人一把。七年里她没有跟我撑过同一把伞。我也没拿它当过事。
我拿了块抹布，蹲下去擦。擦到伞尖的时候，我的手碰到了那根木柄。是凉的，很滑，弯钩的内侧有几道细细的划痕，摸上去是刻过什么的，又被一年一年的手汗磨平了。我没有细看，把抹布拧干，挂回了阳台。
浴室的水一直响着。我把她搭在脏衣篮边上的衬衫拿起来，想先扔进洗衣机。右肩那一块还是潮的，摸上去凉。我把它凑近闻了闻，只有雨水的气味，混着一点书店里旧纸和胶水的味道，还有她惯用的那种没有香味的洗衣液。
我拿着她的衬衫站了一会儿，觉得自己挺无聊。闻什么呢，闻出来又怎么样。我把衬衫塞进洗衣机，盖子一扣，顺手把模式拨到了“轻柔”，棉麻的不经搅。
她洗了二十多分钟。出来的时候换上了那件长款的棉睡衣，从领口一直包到脚踝，头发吹到半干，用一根黑色的皮筋松松地扎在脑后。脸被热水蒸得有点红。
我把汤和饭端上桌。排骨汤热了第二遍，表面浮着一层薄薄的油，我用勺子撇了撇。她坐下来，说了声“谢谢”，拿起筷子。
她吃得很少。
米饭只动了小半碗，排骨夹了一块，啃了两口又放回碗边。筷子在碗沿上停了好几次，停的时候眼睛盯着桌上那块洗不掉的酱油印子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“今天店里忙？”
“还好。”她舀了一勺汤，喝了一口，“这汤你又放盐了？”
“放了一点。”
“咸了。”
“热了两遍，熬的。”我说。她没再说什么，又喝了一口。
我跟她讲了下午那个商场的桁架。我说跨度三十六米，甲方要通透，不让加柱子，挠度算出来超了规范将近两成，老顾说干脆加斜撑，我说加斜撑影响中庭的视线，建筑那边肯定不同意，最后两个人吵了一下午，还是加了，只是把位置往两边挪了一点。
“嗯，那是挺难弄。”
“建筑那边的小姑娘差点哭了，说她的效果图全毁了。”
她筷子在碗沿上磕了磕，没抬头。
“老顾说，结构就是这样，好看是建筑的事，不塌是我们的事。”
她就这么听着，眼睛落在汤碗里。我讲到老顾那句的时候她在喝汤，热气把她的脸遮得有点模糊，我看不清她的表情。她一句都没听进去，我看得出来，就不讲了。这也正常，我那些东西本来就没意思，她不懂，也从来不装懂。我倒挺喜欢她这点。
安静了一会儿，她放下碗，说：“对了，下个月店里要办个摄影展。”
“摄影展？”我有点意外。书店办过读书会，办过签售，办过一次小型的版画展，摄影展还是头一回。“谁的？”
“一个老同学。”她低头喝汤，“刚从国外回来，想找个地方办回国后的第一场展。我们店里那面墙正好空着。”
“哪个同学？大学的？”
“嗯，大学的。”她顿了一下，“你不认识。”
她说“你不认识”的口气很平常，跟说“明天该交水电费了”一个样。我也确实不认识。她大学时候的朋友，我只见过许棠一个，婚礼那天当伴娘，跟着敬了一圈茶就哭得稀里哗啦，抱着知夏说了半天的话，我一句也没听清。别的同学，她很少提，我也很少问。
“拍什么的？”
“拍雨。还有海边，渔港，一些人。”
“挺好的，到时候我去捧场。”
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。那一眼很短，嘴动了动，最后只是笑了一下：“好啊。”
我收拾碗筷的时候，她坐在餐桌边没动，两只手捧着那只空了的汤碗，指腹沿着碗沿转。窗外的雨还在下，雨点打在空调外机的铁皮上，嗒，嗒，隔一会儿又一下，没个准。
“雨要下多久？”她问。
“新闻说入梅了，少说也得一个月。”
她“哦”了一声，没再说话。
那天我们十点半就睡了。
她睡在靠窗的那一边，我睡在靠门的那一边，这是我们搬进这套房子第一天就定下来的，六年多没变过。她习惯侧着身子，背对着我，膝盖蜷着，睡衣的下摆裹到脚踝。我习惯平躺，两只手交叠放在肚子上。我妈说我睡觉像躺在棺材里，一动不动，知夏听了笑，说这样好，不抢被子。
我睡得很快。加了一天班，脑子里还转着那几根斜撑的节点，转着转着就沉下去了。
半夜我醒了一次。
没人吵，就是醒了，眼皮一抬，觉得屋里有个地方亮着。我睁开眼，卧室里很黑，窗帘拉得严严的，只有窗帘底下透进来一线楼下路灯的黄。可是在我身边，被子底下，有一点别的光，冷白色的。
她还是侧身背对着我，可是被子拱起来一小块，把她的头和肩膀都罩住了。那点光就从被子的缝里透出来，被棉花和布料压得很暗，只露出一圈冷白的边，随着她手指的动作，一明一暗，一明一暗。
是手机屏幕的光。
我没有动。我看了看床头的电子钟，一点二十。
她很少玩手机。至少在我的印象里，她不是那种睡前要刷半小时手机的人。她的手机常年静音，屏幕朝上放在床头柜上，偶尔亮一下，是店里的订单或者小满发来的消息。她看一眼，回一个字，就放下。
被子底下的光又亮了一下。然后我听见她笑了一声。
就鼻子里“嗤”那么一下，很短。要不是屋里静，雨又刚好停了一停，我肯定听不见。
我躺着想，她大概是在看什么好笑的东西，一个视频，一条段子，某个朋友发来的什么。这很正常。三十三岁的女人，半夜睡不着，躲在被子里看点有意思的东西，笑一声，这再正常不过了。
可是我想不起来，上一次听见她这样笑，是什么时候了。
她对着我也笑。吃饭的时候，我讲个冷笑话的时候，抿一下嘴，眼睛弯一弯，挺客气的。刚才那一声不一样，是没憋住。
被子底下的光灭了。她翻了个身，没有翻向我这边，只是把手机塞到了枕头底下，又把被子往下拉了拉，露出后脑勺和那根松掉的皮筋。呼吸声变长了。
我盯着天花板，在黑暗里又想起了那把伞。想起它收得那么整齐的褶子，那么紧的搭扣，想起她头发上往下滴的水。一个人手里握着一把伞，在雨里走了一路，却不打开它。我又去想理由，借来的怕弄湿，路近雨小懒得撑，想到第二个，她在旁边翻了个身，我就没往下想。刚才那几个，哪一个都不太像她。她是那种出门前会看天气预报、包里永远多带一包纸巾的人。
她不会让自己淋着，除非她自己想淋。
这个念头冒了一下，我就把它按回去了。谁还没个想淋雨的时候，我上大学那会儿还干过。
我闭上眼睛，假装自己还睡着。
装睡这种事，结婚以后我是头一回。当时就觉得睁着眼挺尴尬，好比推门撞见人家在换衣服，赶紧退出去就是了。后来我想过好几回，那天要是我咳嗽一声呢。我没咳。
窗外的雨又下起来了，一直没停。
第二天早上，我照例六点半醒。
她已经起了。厨房里有水声，煮鸡蛋的小锅在灶上咕嘟咕嘟地响，面包机“叮”了一声。她穿着平时那身衣服，浅灰色的直筒长裤，米白的衬衫，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在脑后挽了一个低低的髻。跟昨天夜里被子底下那个人对不上号。
“早，鸡蛋还要两分钟。”
“闻着就香。”
吃早饭的时候她朝窗外望了望。雨比昨夜小了，还是细的，斜的，没有声音。
“今天还下。”她说。
“入梅了嘛。”
她的手机放在餐桌上，屏幕朝上，跟往常一样。中途亮了一次，是一条快递通知，她瞟了瞟，没有拿起来。我也跟着瞄过去，然后为自己看的那一眼觉得有点难堪，低头剥鸡蛋。蛋壳剥得很碎，粘在蛋白上，我一点一点地抠，抠了半天。
“你昨晚睡得好吗？”她问。
“挺好的，一觉到天亮。”
话一出口，我自己先停住了。这算撒谎吧，小得不能再小。她点了下头，起身去拿保温杯。
她把我的那只保温杯灌满热水，拧紧盖子，放在我的包边上。这是她每天早上都做的事，结婚以后就没断过。
我先出门。她送我到玄关，像往常一样站在那里，看着我换鞋。
我系鞋带的时候，眼睛又落在了墙角。
那把黑伞还靠在那里。伞面已经干了，收拢的褶子松了一点，搭扣还是扣着的。伞尖底下的地板上，昨晚那摊水干成了一圈浅浅的印子，比周围的木纹颜色深一点，边缘有一道很细的白，是水里带的什么东西析出来了。我昨天擦过，还是留了印。
“这伞，”我说，“要还给人家吧？”
她看了一眼墙角，又看回我。
“嗯，下回见面的时候。”
她没有说下回是什么时候，也没有说见谁。我也没有问。我直起身，拿上包，开门出去了。电梯下行的时候，我在镜面一样的轿厢壁上看见自己的脸，平平的，没有什么表情。
我想，一把伞而已。
早高峰的地铁里全是伞。人挤着人，伞尖朝下，水顺着伞面滴到别人的鞋上，谁也顾不上谁。我站在车门边，数了数我视线里的黑伞，有十一把。都是黑的，长短不一，有一把也是木头手柄，握在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手里，被他攥得紧紧的。我盯着那个手柄看了两站，直到那个人察觉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我才把目光移开。
到了院里，老顾已经泡上了茶，见我进门，指了指桌上的模型截图：“昨天那两根斜撑，建筑那边一早就来电话了，说还是要挪。”
“挪到哪儿？”
“再往外挪一米五。挪完挠度又超，你说怎么办。”
我坐下来，打开电脑，重新算了一遍。中间老顾问我昨晚几点睡的，脸色这么差。我说一点多醒了一次，没睡好。他说梅雨天就这样，闷，人心里也闷，过了这一个月就好了。我差一点就跟他提了那把伞。话到嘴边，又觉得没什么可说的。一把借来的伞，加上半夜被子里那一声笑，拿出来说，只显得我小心眼。我低头看屏幕上的数字。挠度，两成，超了。我在那根梁的跨中又加了一个节点，数字往回落了一点，还是超。那天我改了一整天，到下班也没把它压回规范里去。那天她出门的时候，拿的是自己那把折叠伞，浅灰色的，伞面上印着一圈很小的白花。是我早几年出差在机场买给她的。
这个我当时没琢磨。是后来有一天夜里睡不着，把那几天的事一样一样往回倒，倒到这儿卡住了：头天晚上她说伞忘在店里了，第二天一早，她是从鞋柜边上那个挂钩上把这把伞摘下来的。店里的伞，自己回了家。她说忘在店里的那把伞，其实一整天都挂在家里。
那把黑伞，她没有带。
她也没有再提要还的事。
它就那么靠在玄关的墙角，木柄朝上，弯钩对着门。我每天进门、出门都看见它，看了个把礼拜，也就跟门垫差不多，不算个东西了。
一直到出梅那天，它都还在那里。
第二章 七年
我和知夏是在一场读书会上认识的。
那是七年前的春天，三月底，还有点倒春寒。老顾那时候刚离婚，周末没地方去，不知道从哪儿找到一个读书会，在安澜寺后面一栋老洋房的二楼，每两周一次，读一本书，喝一壶茶，聊两个钟头。他说一个人去太像相亲，硬拉着我一起。
我那年二十九岁，刚评上工程师，每天对着图纸和计算书，一年读不完两本闲书。老顾跟我说，那期读的是川端康成的《雪国》，我前一天晚上在网上找了个电子版，看到第三十页就睡着了。
去的人不多，十来个，围着一张长条桌坐。木地板踩上去吱吱响，窗台上摆着一盆半死不活的绿萝，屋里有一股旧书和茉莉花茶混在一起的气味。主持的是个戴圆眼镜的中年男人，讲话很慢，每句话都像要从书里引一段才肯说完。她坐在最靠墙的角落，离窗户最远，离门也最远。一件米白色的高领毛衣，袖口有点长，盖住了半个手背，两只手捧着一只白瓷茶杯，一直没放下。头发那时候比现在短，刚过肩，用一个黑色的发夹别在耳后。我注意到她，是因为整个下午，她几乎没说话。别人轮流发言，有人讲物哀，有个戴眼镜的讲了半天岛村的虚无。有个穿格子衬衫的小伙子讲了整整十分钟，从川端讲到三岛由纪夫，又讲到太宰治，讲得满脸通红。她就坐在角落里听，偶尔低头喝一口茶，偶尔把耳边的头发往后拢一拢。
快结束的时候，主持人点了她的名：“知夏，你一直没说话，你怎么看驹子？”
她抬起头，眉毛动了一下，想了几秒钟。
“大家都说驹子可怜，”她说，“我觉得驹子不是可怜，是太用力了。”
老顾在我旁边把茶杯放下了。
“她明明知道岛村...留不住的嘛，还是整个人扑上去。练三味线，记日记，看过的小说一本一本记下来...就是太用力了。看着都替她累。”她说完，好像觉得说多了，低下头，又补了半句，“反正...不可怜。”
然后她就不说了。那一下午，她一共只说了三句话，除了这一段，另外两句是“谢谢”和“我先走了”。
她说的什么，我当时没太听懂，《雪国》我才看了三十页。我就记住两样。一样是她说到“用力”的时候，捧杯子的手指头捏紧了一下。一样是她低头的时候，发夹没别住，右耳后面翘出来一缕头发，是卷的，跟别的头发不一样，天生的小卷。
散场的时候下雨了。她站在洋房门口，从帆布包里拿出一把浅蓝色的折叠伞，撑开，走进了雨里。浅蓝的，我一直这么记着。结婚以后有一回跟她提起，她想了想，说她那时候没有浅蓝的伞，那天是淋着走到地铁站的。我说我明明看见了，她笑了笑，没跟我争。那天到底有没有伞，后来谁也没再提。我站在台阶上看着她的背影，老顾在我身后说：“看什么呢，追啊。”
我没追。我只是在第二次读书会的时候，又去了，坐在了离她近一点的位置。
后来的事情很顺利，顺利得几乎没有什么可讲的。
我们加了微信，约了几次饭，看了两场电影。她话少，我话也不多，两个人坐在一起，常常半天没有一句话，却不觉得尴尬。她不问我的收入，不问我的房子，不问我以前谈过几个女朋友。我也不问她的。有一次我问她，为什么愿意跟我出来，她想了想说：“你看起来很稳。”
求婚是在那年十月，也没有什么仪式。那天我们看完一场电影，从影院出来，外面下着小雨，我送她回她租的房子。车停在她楼下，雨刮器左一下右一下地刮着挡风玻璃，她解开安全带，手放在车门上，说“那我上去了”。
我说：“我们结婚吧。”
话一出口我自己都吓一跳。戒指还没买，我原来打算等她生日，订个馆子再说。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车里就剩雨刮器在响，嘴比脑子快。
她的手停在车门把手上，没有动。雨刮器来回刮了好几下。
然后她转过头来，看着我，问了一句：“你会一直这样吗？”
“哪样？”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就是稳当。”
我说会。我说我这个人没什么优点，就是稳，一辈子都会这样。
“那好。”
就这两个字。没哭，也没扑过来，点了下头，推开车门撑伞上楼了。我在车里坐了快半个钟头，等她那扇窗的灯亮了才走，回去路上闯了个黄灯，被拍了，扣三分。
我那时候以为她问的是我会不会对她好。后来回头想，好像不全是。她问的是我会不会走。我说不会。至于她自己会不会走，她没问，我也没想起来问。
那年冬天我们就结婚了。
从认识到领证，九个月。我妈说太快了，后来见了知夏一面，又说不快，这样的姑娘，早定下来早安心。婚礼办得很简单，两家人加上几个朋友，三桌。许棠做伴娘，一圈敬下来自己先哭了，抱着知夏说了半天的话。知夏举的是一杯热茶，敬到每一桌都说一样的话，“谢谢您来”，笑得很得体，嘴角一直没放下来。
结婚以后，日子过得很妥帖。
这是我妈的词。她每次打电话来，问起我们，最后总要落到这两个字上。“你们俩啊，妥帖。”“知夏这孩子，懂事。”
我也觉得妥帖。
知夏每天早上六点四十起床，比闹钟还准。她起床的时候动作很轻，被子掀开一个角，人滑出去，再把被角掖回来，我常常要到她在厨房里开了水龙头才知道她已经起了。她穿平底鞋，一年四季都是，鞋柜里一排，黑的和米色的居多，一样的款式买好几双。她穿棉麻的衬衫和直筒长裤，衬衫的扣子永远扣到最上面一颗，夏天也是。有一年三十七度，我说你把领口解开一颗吧，看着都热，她摸了摸领子，说习惯了。
她不化浓妆，不抽烟，十点前准睡。脾气也好，七年里我们正经吵过的架就一回，是为了我妈要不要来家里住一个月，最后也是她先让了，说“你妈一个人，来吧”。
她接吻的时候，会把脸侧开一点。也没躲什么，大概嫌两个人鼻子撞到一块儿，惯了。我起初当她害羞，后来也就习惯了。
她睡觉穿长款的棉睡衣，领口包到锁骨，下摆裹到脚踝。夏天换成薄一点的，款式不变。
我们的晚上大多是这样过的。吃完饭，我洗碗，她擦桌子，然后各自占沙发的一头。她看书，腿收在身子底下，书摊在膝盖上，半天翻一页；我抱着笔记本电脑看图纸，或者看一场没有声音的球赛。电视开着，音量调到最小，只是为了屋里有一点动静。九点半她起身去洗澡，十点上床，十点一刻关掉她那边的台灯。
有时候一整晚，我们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十句。“明天下雨。”“嗯，带伞。”“周末回你妈那儿吗？”“看她吧。”“热水器好像有点问题。”“我周六叫人来看。”
我觉得挺好。俩人不说话也待得住，这个不容易。我爸妈过了四十年，在一个屋里待不过半个钟头就要拌嘴。老顾离婚的时候跟我说，他跟前妻最后那两年，一张嘴就是吵，他羡慕我。我听了心里是有点得意的。
我们之间那件事，一个月一两次，通常在周五，通常是我先开口。她从不拒绝，也从不主动。她只有一个要求。
“关灯吧。”
第一次她就是这么说的。新婚那天夜里，我伸手去摸她睡衣的扣子，她按住我的手，轻声说：“关灯吧。”我关了。后来的每一次，她都会说这三个字，有时候说得几乎听不见，有时候不说，自己伸手去摸床头的开关。卧室的窗帘要拉严，一丝光都不能漏进来。
开着灯看她，我一次都没有过。七年。
当时真没觉得有什么。有的女人就这样，怕羞，我是这么想的。跟那双平底鞋、那颗扣到顶的扣子一样，她就是这么个人，我娶的也就是这么个人。
只有一件事，我一直记得，却从来没往心里去。
搬进这套房子的那天，她的东西很少，书和衣服加起来没几箱，另外就是一个旧台灯。所有的箱子都是她自己封的，用透明胶带缠了一圈又一圈，每一箱上面用记号笔写着里面装的什么，“冬衣”“小说”“杂物”，字很工整。
只有一箱没写字。是一个旧的鞋盒，比别的箱子小，用胶带封得死死的，四个角都缠了好几层。她没让搬家师傅碰，自己抱上楼，自己搬了椅子，踮着脚把它塞到了卧室衣柜的最顶上，推到最里面，前面又挡上两床冬天的被子。
我问她那里面是什么。
“大学时候的东西。没什么用了，又舍不得扔。”
这六年多，那个盒子她一次都没拿下来过。我换季的时候去顶上拿被子，偶尔会看见它的一个角，灰扑扑的，胶带都发黄了。我没想过要打开。她的东西，我不碰。
结婚第四年开始，我妈打电话的时候，话题慢慢多了一样。
“你们什么时候要个孩子？”
我把手机开了免提，放在餐桌上。知夏在一边剥毛豆，听见这句，手停了一下，又接着剥。
“妈，不急。”我说。
“怎么不急，你都三十六了。知夏也三十出头了，再拖，以后就难了。”我妈一口澄江话，糯是糯，压人，“知夏，你说呢？”
知夏放下手里的毛豆，凑近手机，笑着说：“妈，再等等吧，店里这两年刚稳住。”
“好好好，你们自己有数。”我妈说，“知夏这孩子懂事，我放心。”
挂了电话，知夏继续剥毛豆，一颗一颗地掉进白瓷碗里，声音很脆。我问她，你真想再等等，还是不想要？她没抬头，说：“再等等。”我就没再问。
这样的电话后来又来过很多次，每一次都差不多，我妈问，知夏说再等等，我妈说懂事。梅雨前那个冬天，我妈又提，知夏照旧说再等等，挂了电话，她一个人在阳台上站了好一阵。我端了杯热水出去，她接过来，没喝，捧在手里，看着楼下。
“冷不冷？”我问。
“不冷。”
我站在她旁边，陪她看了一会儿。楼下有个小孩在骑自行车，摔倒了，自己爬起来，又骑。她一直盯着那个小孩。我以为她在想孩子的事。
现在想想，未必。
入梅后第三天，周四，我下班早，去书店接她。
书店叫“梅雨”，在一条梧桐很密的小马路上，两开间的门面，原来是一家裁缝铺。名字是知夏起的，开张那天我问她为什么叫这个，她说梅城一年里最好的季节就是梅雨，什么都慢下来，人只能待在屋里看书。我说梅雨天潮，书容易发霉。她笑了，说那就多开除湿机。
店里开了两台除湿机，嗡嗡地响，还是潮。门口的伞桶里插着几把客人的伞，滴下来的水在瓷砖上积了一圈。
我推门进去，门上的铜铃响了一声。小满在收银台后面整理当天的单据，看见我，扬起手：“周哥来啦！林姐在里头。”
小满当时二十四岁，从中文系毕业刚一年，跟知夏一个系出来的，来店里一年，嘴快，热心，跟谁都能聊。她冲着里间喊了一声“林姐，周哥来接你啦”，又转过来跟我说：“周哥你坐会儿，林姐在跟印刷厂对海报。”
我没坐。小满从收银台底下摸出一个纸杯，给我倒了杯凉白开，说：“周哥你看这除湿机，一天倒三桶水，林姐说再买一台，我说买了也白搭，这房子是老房子，墙根自己往外冒水。”
“墙根返潮，防潮层没做好。”我说，“你们这种老房子，当年都是油毡的，早烂了。”
小满“哦”了一声，没听懂，低头接着理单据。我端着杯子在店里转了转。
店里变了样子。进门右手那面墙，原来挂着一排本地插画师的版画，现在全取下来了，墙面刷过一遍，白得发亮，还能闻到一点没散干净的乳胶漆味。墙脚码着一排装裱好的画框，十几个，大小不一，背面朝外，靠在墙上，用牛皮纸隔着。
我走过去看了一眼。画框背面贴着标签，有编号，有尺寸，最下面一行，用铅笔写着一个字：沈。
每一个画框背面都有，同一个人的字，笔画很松，最后一笔往外飘出去，手腕一甩就完事，不讲究。
“这些是那个摄影展的？”我问小满。
“对呀，前天刚送来的。”小满从收银台后面探出头，“沈哥的作品，可好看了，我偷看过两张，拍的全是雨。”
“沈哥？”
“就是要办展的那个摄影师呀，林姐的大学同学。”小满说，“周哥你不认识吗？”
“不认识。”
“哦，这样啊。”小满低下头，继续理单据，又随口补了一句，“林姐这几天可忙了，来得比我早，走得比我晚，海报改了四稿了。”
我“嗯”了一声，又看了一眼那个沈字。我在心里过了一遍，知夏的同学里，我知道名字的，没有一个姓沈。
这也不奇怪。她大学里的朋友，我本来就不认识几个。
我转身往收银台那边走。里间的门开着一半，知夏还没出来，能听见她在里面讲电话，声音很低，在说海报的颜色，说“这个灰太冷了，再暖一点”。
收银台后面有一面小镜子，是小满贴的，用来补口红。我从镜子里看见了里间的一角。
知夏站在里间的窗边，电话已经讲完了，手机还握在手里。她低着头，在看屏幕。屏幕的光照在她脸上，很淡。
她在笑。
跟她平时那种抿嘴的笑不一样。嘴角往一边翘，翘歪了，头低着，憋都憋不住的样子。
我站在镜子前面，看着那个笑，看了大概两三秒。
然后她抬起头，从门缝里看见了我。
那个笑一下子就没了，快到我怀疑是不是镜子看花了。脸还是那张脸，平平的。
她走出来，手机已经放进了口袋。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她说，“不是说今天加班吗？”
“提前弄完了，顺路来接你。”
“等我两分钟，我拿包。”
她转身进去，拿了包，跟小满交代了几句明天的事，关了里间的灯。我们一起出门的时候，铜铃又响了一声。她从门口的伞桶里拿了自己那把浅灰色的折叠伞，撑开。
雨不大。我们一人一把伞，并排往地铁站走，中间隔着两把伞的距离。梧桐叶上积的水时不时啪嗒落下来，打在伞面上，很响。
走到路口等红灯的时候，她说：“这阵子会有点忙。”
“看出来了，海报改了四稿。”
她转过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带着点疑问，随即反应过来，笑了一下：“小满说的吧。她嘴快。”
“她说你改了四稿。”
红灯还有四十多秒。旁边一个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停下来，雨披上的水哗哗地往下淌。我想了想，还是问了一句。
“那个摄影师，姓沈？”
“嗯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画框后面都写着。字挺潦草的。”
“他一直那样。大学那会儿就那样，写什么都像随手画的。”
她说“他”。我注意到了，也没有多想，男的女的，本来就没什么分别。我说：“拍得好吗？”
她没有马上回答。雨落在她的伞面上，伞沿滴下来的水连成一串，在我们两把伞中间的空隙里落下去。
“好，比以前好多了。”
“以前？”
“大学那会儿，他就拿着个破相机到处拍。什么都拍，排队打饭的人他也拍。那时候拍得不好，光老是不对。”她顿了一下，“现在对了。”
她说这几句话的时候，眼睛一直看着对面的红灯，声音跟平常一样，很平。可是加起来比她平时一晚上跟我说的都多。我听着还挺新鲜。
“那到时候我一定去看。”
“好啊，开幕的时候叫你。”
过了一个路口，她又说：“等展办完就好了。”
绿灯亮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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